霍夫曼照相馆的工作按部就班，每天早晨九点整，我会准时推开那扇挂着铜铃的玻璃门，爱娃?布劳恩通常已经在前台擦拭柜台，或者整理昨日冲洗好的照片。她总是最先到的那一个。
  “早安，露娜！”她会迅速扫视我的衣着—通常是素色衬衫与及膝裙的搭配，然后评论道：“你今天这身颜色真适合你，衬得皮肤更白了。不过如果配一条细腰带，腰线会更明显。〞
  这是爱娃的表达方式：直白，无处不在的、对“美”的细节执着。
  我们的工作日常很快形成固定模式。早晨通常没有预约，我会整理化妆间的工具，测试粉底色号与唇膏的搭配效果。爱娃则处理账目、接听预约电话，或者翻阅最新送来的时尚杂志—《时尚芭莎》《柏林画报》散落在柜台一角，书页因频繁翻阅而卷边。
  “看这个！”某天上午，她兴奋地指着杂志内页，“法国最新的烟熏妆！模特眼睛周围像是沾了灰烬，但偏偏有种…堕落的美感。你能画出来吗？“
  我接过杂志。眼影从浅棕过渡到深灰，在眼尾刻意晕染出模糊边界；下眼睑也用同色系轻微勾勒，制造出疲惫而诱惑的效果。这与霍夫曼先生推崇的“清新自然”背道而驰。
  “技术上可以。”我回答，“但霍夫曼先生不会允许给顾客化这种妆。”
  “我不做顾客。”爱娃凑近，压低声音，“午休时候，你给我化，我想看看自己变成这样是什么感觉。就当…练习新技法？”
  她总能找到让我无法拒绝的理由—练习新技法，确实是提升技能的有效途径。于是午休时分，当霍夫曼先生外出用餐，照相馆暂时安静下来，爱娃锁上前门，拉着我快步走进化妆间。
  “今天试试这个烟熏妆，或者杂志上说现在巴黎流行有种病态苍白感的唇妆，配一点点腮红，像刚咳过血的美人！”
  我拿出自己的化妆箱里从柏林带来的颜色更大胆的产品。爱娃坐在镜子前，闭上眼睛，睫毛因期待而微微颤动。她的脸型圆润，五官精致集中，其实并不适合过于戏剧化的妆容。某些色彩和线条放在她脸上，会放大幼稚感而非制造成熟。
  “这个色系会让你看起来像眼睛浮肿。”我曾如实告知。
  “没关系！化了洗掉就是。我就是想看看效果。”
  她坚持。请记住网址不迷路щōаⅰjuse.c ōм
  于是我就给她化了杂志上的妆容。结果确实不尽如人意，爱娃对着镜子，会皱起眉头：“好像是不太对劲但这个过程好玩！”然后她会要求我改成另一种风格，“那试试这个甜美风格的妆容？据说能让脸颊看起来像被阳光吻过。”
  我把这些“练习”视为测试函数在不同定义域的表现。爱娃的脸是一个特定的初始条件，我尝试不同“输入”（妆容技法），观察“输出”（视觉效果），并分析其中的映射关系。这比单纯为追求“自然”而工作有趣得多。
  几次午休练习后，我们的关系从同事过渡到某种意义上的“实验伙伴”。爱娃开始分享更多关于自己的事，通常是在我为她调整眉毛弧度，或她帮我递化妆刷的间隙。
  “我父亲是教师”某天她一边看着我调和遮瑕膏，一边说，“他很严肃，希望我和姐姐、妹妹都学一些‘符合规矩’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家叁个女孩都读了天主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，学习法语、打字、家政和会计，但我觉得这些非常无聊。我当时很调皮，是教师和同学眼中的‘不服管教的野孩子’‘难对付的孩子‘”。
  “你喜欢什么？”我问，用刷子蘸取少量修容粉。
  “很多啊！游泳，我游得很快；滑雪也是，冬天我们全家会去加米施-帕滕基兴，我从山坡上冲下来的时候，感觉像在飞！”她的眼睛亮起来，“还有跳舞！可惜慕尼黑的舞厅没有柏林那么多，那么开放。你去过柏林的舞厅吗？是不是真的像电影里那样，彻夜狂欢，人人都跳查尔斯顿？”
  我注意到爱娃除了妆容，她对我在柏林的生活充满好奇。
  “柏林的女孩子都穿什么样的裙子？长度到哪里？”
  “酒吧里真的允许男女随意搭讪吗？”
  “你有没有去过那种…地下俱乐部？听说有些地方可以跳裸体舞？”
  她的问题往往带着夸张的想象，我选择性地给出经过过滤的回答。我描述柏林百货公司的橱窗，大学附近的咖啡馆，图书馆的讲座氛围，这些符合她对“时尚都市”的想象。
  关于蓝猫酒吧、酒店交易、学术沙龙里的复杂人际，我自然略过不提。
  “真羡慕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我父母觉得去舞厅不是'正经女孩’该做的事。”她模仿着父母严肃的语气，然后自己先笑起来，“所以我偷偷租小说看。你知道那种口袋本言情小说吗？故事都差不多，但我就喜欢看。”
  这解释了为什么她对时尚杂志里那些过度浪漫的妆容如此着迷——那是她接触“另一个世界”的窗口，一种安全范围内的冒险。
  “你想过当电影明星？”
  爱娃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，混合着向往与失落。“是啊。中学时候我的偶像不再像小学的时候那样崇拜会打架的孩子，我开始关注影星和歌星。我和朋友经常模仿电影里的对白和表情，我觉得我能演得比有些演员还好。但父亲说那是‘不切实际的幻想'，‘演员行业混乱又堕落’。他们让我来照相馆工作，说这稳定又体面’。”她对着镜子做了个鬼脸，“我向往演员美丽的容貌和优雅的姿态，更向往她们豪华阔绰的生活。不过现在这样也不错，每天能看到很多漂亮衣服和面孔，还能免费化妆。”
  她停顿了一下，忽然想起什么：“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成绩其实挺好的，虽然我不怎么爱学习。老师说我‘聪明但心思不在课本上'。我觉得她说得对——我学东西很快，只要我感兴趣。比如化妆，我看你化几次，就能记住步骤；游泳也是，教一遍动作我就能模仿个七八成。”
  这一点我观察到了。爱娃在处理预约冲突、安抚挑剔顾客时，确实展现出一种灵活应变能力。她能记住常客的偏好，能在霍夫曼先生脸色不悦时适时转移话题，甚至能说服原本只想拍证件照的顾客加钱拍一套艺术肖像。
  她其实很聪明，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想要的东西，执行力很强，有着执着的专注力。
  “你确实学得很快。尤其是对色彩的搭配，你有直觉。”
  爱娃脸上绽开毫不掩饰的喜悦笑容：“真的吗？
  那我下次自己试着化这个眼妆，你帮我看看？”
  “可以。”
  我们的对话偶尔会被照相馆的路过化妆间的客人打断，霍夫曼先生是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者，他的书架上除了摄影技术书籍，还摆放着《我的奋斗》和一些宣传小册子。有时会有叁四个中年男人聚在后面的小会客室，与霍夫曼先生一起喝啤酒、抽烟、谈论政治。
  隔着化妆间的门，能听到零碎的对话片段。
  “失业问题必须彻底解决，那些寄生虫…”
  “凡尔赛的锁链必须打破.…”
  “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，恢复秩序与荣耀…”
  声音时而激昂，时而低沉。霍夫曼先生从未邀请我们参与，他们默认我们对政治毫无兴趣。我们也从不过问。
  有一次，碰巧一位客人离开会客室去洗手间，路过化妆间。是个比较年轻、戴着厚眼镜的男人，他黑发，个子不高。看见我们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对霍夫曼先生说：“你的员工？很符合我们雅利安女性的典范。”
  然而他自身的长相并不符合所谓的雅利安标准。
  霍夫曼先生从会客室门口探出头，目光扫过我和爱娃。我们都穿着工作裙装，头发梳理整齐。他点点头，“是的，我们照相馆的形象很重要。”
  男人离开后，爱娃对我做了个“受不了”的鬼脸，压低声音：“他们每次都谈这些，不无聊吗？我父亲在家也看那些报纸，说些类似的话。但我只觉得吵。”
  “你对政治不感兴趣？”
  “政治能让口红颜色更漂亮吗？能让裙子款式更新颖吗？那些事太复杂了，而且…离我们很远。我只想好好工作，攒钱买那件看中的大衣，周末能和朋友们湖边游泳。她顿了顿，补充道，而且我觉得女人参与政治…有点不够淑女。你说呢？”
  我没有回答关于‘淑女’这个问题。
  “爱娃，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。“”我父母希望我一直在霍夫曼先生的照相馆做收银员或者助理，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他们希望我之后按部就班结婚。不过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像小说里那样，之后又一个爱我的、最好还有点钱的丈夫！养一只狗，住在带花园的房子里。他能送我各种我喜欢的衣服和化妆品，带我去柏林，不，或许直接去巴黎玩一次，那是我最想去的城市。露娜，你呢？”
  “成为一名数学家，解决最复杂的谜题。”